北宋的货币贬值日益严重，豪强大户们的资产更需要保值增值，将流通的货币转化为实物资产，就成为豪强们的必然选择，这就产生了对普通农户杀伤力更强的“钱荒”问题。

北宋“钱荒”一词首次出现并引发朝野关注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根源还是出在与西夏的战争上。1040—1042年的宋夏三场大战均以北宋惨败而告终，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朝廷开始贬值货币，不仅四川交子纸币出现了60万贯的增发，而且铜铁钱也开始贬值，这就是庆历年间连续8年只发行“以一当十”的铜铁大钱。

宋仁宗的小平钱

宋仁宗的当十钱

北宋的标准铜钱叫“小平钱”，“当十钱”比“小平钱”大一号，但远不是小平钱含铜量的10倍，却被朝廷以法律规定与10枚小平钱等值，这种行为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币”“奥勒良币”简直就是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说白了，当十钱就是明目张胆的货币贬值，这当然会引起市场恐慌。聪明的商人们开始囤积含铜更多的小平钱，贪婪的商人则大量盗铸当十钱谋取暴利，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自动发生，流通中的小平钱日益短缺。

朝廷大惊，好处没捞到多少，弊病却一大堆，杀头流放的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人性的贪婪。为了遏制盗铸，朝廷只得宣布“当十钱”改为“当五”钱。疯狂的投机仍无法平息，后来改为“当三”，还是难以奏效，盗铸仍有巨利。最终朝廷不得不“折二”，也就是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用，这才刹住了投机冲动。和人性的贪婪斗，严刑峻法也不好使。所幸的是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种“当十”钱没有继续滥发，小平钱重新回到货币流通中，钱荒问题有所缓解。

后来，随着财政的不断恶化，朝廷再度发行“当十”钱，由于市场反应激烈，盗铸严重，通胀恶化，后来再度“当三”，最后“折二”。不过，“折二”铜钱逐渐成为货币铸造的惯例，大规模的铜钱减重和严重超发的恶果成了北宋长期的货币噩梦，钱荒问题开始不断恶化。

在当十、当五、当三、折二钱泛滥成灾时，小平钱成了抢手货。商人们大量囤积小平钱，然后重新熔化铸造铜器，转手就是5倍的暴利。在严重的货币贬值过程中，北宋的铜器就像今天的和田玉和翡翠，成了资本炒作的一种热门货。面对熔钱铸器的丰厚暴利，就连官员们也纷纷染指其间，加入了“奸民”的行列，朝廷不禁惊呼“居官者不得铸铜器”。

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有一个隐含条件，那就是法律规定劣币与良币币值相等，否则自由市场中谁会愿意接受劣币？劣币正是借助国家权力才能驱逐良币。良币从流通领域退出后，总是向重视它们的地方聚集。铜器使良币中的铜，获得了应有的市场价值承认，有时在资产膨胀的心理预期之下，炒作之风更加助长了铜器的价格，这就是熔钱铸器的本质。

良币的另一个出口就是境外。

西夏、辽国和海外诸国都更加尊重铜的真实价值，于是北宋的小平钱如滔滔江水决堤而去。北宋采用了所谓的“钱禁”来对付钱荒，严禁私人铸钱、严禁销毁铜钱、严禁铜钱外流、严禁过量储藏铜钱，其重点是防止铜钱的外流和销毁。就连一向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对钱禁问题都异常严酷，“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9］，而宋仁宗之前的死刑标准是携带铜钱5贯出境。最终的效果是，辽和西夏都不用自己铸币，北宋的铜钱在那里大量自由流通，就连日本和越南都极度渴望得到北宋的铜钱。“番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番者，非铜钱不往，而番货亦非铜钱不售。”

面对人性的贪婪，连死亡的威胁都显得苍白。

难怪大文豪苏辙对铜钱外流慨叹道：“利之所在，势无由止。”

含铜量严重不足的各种大钱当道，小平钱却日益短缺，大钱发行量越大，小钱消失得就越快，严重的通胀最终造成小平钱的生产变成了亏本的买卖，北宋的铜钱供应开始快速下降。因为朝廷缺钱，所以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导致小钱消失；大钱多了，东西贵了，小钱的生产亏本了；更少的小钱供应，加剧了更多大钱的发行，如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宋徽宗的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

宋徽宗的夹锡当二钱

宋徽宗的折五钱

宋徽宗的当十钱

钱荒，准确地说是在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的相互作用下，小平钱快速退出流通的现象。越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钱荒闹得越厉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钱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流通量更大，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豪强大户们有更强的动力进行熔钱铸器。

江浙地区的农户远比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更加依赖货币经济，官府的苛捐杂税和五花八门的田赋“折变”，都要依靠他们变卖农副产品来获得现金缴纳。小平钱闹钱荒，导致市场流动性奇缺，农户被迫降价甩卖农产品，对于早已深陷困境的普通农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土地兼并导致普通农户的税负加重，田赋的跑冒滴漏以及官府的开支膨胀，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严重赤字迫使政府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刺激资产通胀，资产通胀加速土地兼并，同时诱发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剧了农户的困境，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