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也看心理医生吗？负担得起吗？”我有点怀疑。

阿根廷朋友罗宾说：“有些公费医疗系统里的心理医生会提供免费的心理分析，很多工会的医疗保险也涵盖了每年几十次心理分析的费用。”

我无话可说了。这件事初听觉得有趣，渐渐地却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病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我知道阿根廷人备受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可也不至于忧郁到不看心理医生就活不下去吧？阿根廷早已不再是独裁国家了，是什么东西仍在压迫着人们的心灵呢？

“你根本就不明白，”伊尼斯用她一贯的忧郁眼神看着我，“我们被困在那里，那个世界的尽头。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了。”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浪漫的解释。然而真的来到阿根廷以后，我发现对“自己正身处世界尽头”这件事的感受反而不那么真切了。达尔文在19世纪初参观火地岛时非常刻薄地说那里的居民几乎不能算是人类，是他所见过最原始的。可当我们来到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时，发现这里也早已充斥着“文明”社会的一切便利与弊病。旅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每一家餐厅和酒吧都打着“世界尽头”的招牌，城里到处都是即将出发去南极游玩的邮轮乘客，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冲锋衣涌进大街小巷，宛如一场来势汹汹的龙卷风。世界尽头并非想象中的冷酷仙境，反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

可我仍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伊尼斯的感受。她的意思是：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世界尽头，而是“被困在那里”的。

在南美洲的其他地方如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差不多十个人里有五个是纯血的印第安人，三到四个是欧洲和原住民的混血，只有一个是欧洲血统的白人。然而当我们走在阿根廷的土地上，却发现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欧洲人种。他们不像其他拉美国家的新移民那样与当地土著融合，而绝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早已在蔓延的瘟疫和“征服沙漠”活动中被灭绝了。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为数甚众，我在英国认识的所有阿根廷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他们凭借祖辈的血缘很容易地拿到了意大利国籍，也因此获得了在所有欧盟国家工作和居住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