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

乐队的第一场演出在三个月之后，我想他们应该进行了异常刻苦的训练吧。那场演出我被安排出席，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还被派了活——上台献花。事实上，我非常不乐意这么做，容易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但厚朴坚持：你是看着我爆发生命力的人。

演出地点在学校第二食堂，舞台就是把大家排队打饭刷卡的地方清空了，接上厚朴找学生会文娱部借的音响。吃饭的桌椅是天然的座位。为了烘托气氛，从食堂的大门到走廊到打菜的窗口都贴满诗歌式的标语：“你是否听到自己的灵魂在歌唱”、“我不会允许自己的青春夭折，所以我要让我的无知放肆地宣泄”、“孤单是所有人内心的真相”……我想，传销公司的装修标准也不过如此吧。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乐队的名字叫——“世界”。读到海报上这个名字时，想起了厚朴张大双臂描绘他家那面用五彩瓷砖贴就的世界地图的样子。

或许实在有太多话想说了，当不了主唱没法亲自用歌曲表达，厚朴自己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各种乐器准备好，食堂的五彩灯点亮。厚朴带着成员一起上台。他拿起麦克风，似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大家好，我们是世界，请从现在开始，听我们歌唱……”

事实上，整场演唱会我没记住一首歌。或许是为了赶时间，“世界”乐队的所有歌都是用既有流行歌曲的曲子，厚朴自己填词。厚朴的词笨重又血脉偾张，流行音乐的曲子当时还多是轻巧简单的节奏循环，两者实在不搭。但我确实记住了厚朴开场前吼的那一嗓子：我们是世界，现在听我们歌唱吧。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那一刹那，我竟然被触动到了，竟然很认真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活得无所顾忌、畅快淋漓。

显然，记住那一嗓子的不仅是我。“世界”乐队没红——那些歌大家都没怎么入心，但厚朴在学校红了。

演出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宿舍门口探头；到后来，去教室的路上都开始有人和厚朴打招呼；最后，中文系主任给整个系开大会，在传达如何应对SARS的通知时，也开玩笑地说：“听说我们中文系有个世界，还开口唱歌了……”

每次被人肯定的时刻，厚朴不会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也没有故作姿态地矜持，而总是马上笑开两颗小虎牙，大声回应：“对，是我，我是厚朴，我是世界。”

我总结是：厚朴确实在用生命追求一种想象，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种来自他生命的最简单的情感确实很容易感染人，然后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代言人。

我喜欢这样的厚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厚朴，但我总觉得他是在为所有人的幻象燃烧生命。假如这个幻象破灭，别人只是会失望，但厚朴自己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呢？

厚朴谈恋爱了。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走红后，我们的宿舍简直成了个性人士在这所大学的必游景点，这么多人来来回回，都带着打开的内心，总会有和厚朴对接上，并最终睡到一起的人。

那时，我采写的一篇报道意外获得省里的新闻奖，报社给我派的活越来越多。我在外面采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到宿舍都晚上十点后了。但宿舍里，总还是异常热闹，聚集而来的人又总是性格各异。有那种神叨叨的人，拽着厚朴坚持讨论“人活着的意义”；有整个手臂纹满刺青，身体到处打洞的人，狂躁着要拉厚朴干件牛逼哄哄的事；有那种书呆子气重到让所有人避而远之的人，怯生生地问，能否和厚朴一起发起一个什么实验；还有拉着厚朴要做音乐生意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天马行空的愿望和想象，在现实中因或多或少的原因和困难“正在筹备”或者“暂缓执行”，但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口：厚朴你来带头做吧！

每晚，我走进宿舍，总会看到他们围着厚朴，像真的围着他们生命的希望一样，极力鼓动着，要厚朴马上投入某个由他们策划的伟大计划。大学统一十点关灯，这群人在关灯后非但不散，反而更能释放自我，仿佛黑暗容易让人忘记理性。总在我迷迷糊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得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有一次青春啊！”

然后肯定会听到厚朴更激烈的回应：“对的，就是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