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

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mo 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Midi 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 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 万！一辆Smart 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 万，一张碟你卖50 元，卖3200 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mo 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

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

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

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

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

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惊。他收钱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理直气壮，他说：“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他说这句话时，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 万元。

自从开始卖新碟，他就变得很有亲和力，甚至会很自信地赞美认真听歌的人们：“哎呀，谢谢你专门来听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来……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从成都来的，哪怕人家讲的是广东话。

关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三个。

睡着的人怎能叫醒另一个做梦的人

小洋芋是上海MM ，典型的公司白领，挤地铁、吃盒饭，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理智度过漫漫人生：理智的同事、理智的家人、理智的生日派对和相亲、理智地麻木不仁。

于是，她攒了年假来丽江放空，没想到遇见了他，一开始是艳遇，然后骤跌进了真爱。大军是她的安眠药，她心甘情愿地跌进了一场深睡眠。

小洋芋毅然决然地辞职，告别所有清醒的日子，剃了光头陪他浪荡在丽江街头。昂着的青皮脑袋，就像一颗圆圆的青皮西瓜，半蹲在他旁边打手鼓。他唱歌，她就打鼓，双眼微睨，乍一看像个刚还俗的大尼姑。颠覆一种生活方式，爱上一个流浪歌手，跟他卖唱在街头，是小洋芋的修行。她从不喊大军的名字，只喊一声“喂”，大军却很喜欢喊她的名字“小洋—芋”，胡子拉碴的男人拉长声音喊，有种微妙的温柔。他给她起的这个外号，实惠又管饱的意思。

这个有点儿二的姑娘，一点儿也不像是个爱上流浪歌手的文艺女青年。她胸部饱满红唇也饱满，嘴上永远叼着半支烟。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爱喝酒不爱说话，别人讲笑话的时候，她永远是冷冷地破梗的那一个。

我坐在自己的小酒吧逗客人玩：“有只鸟在天上飞，它只用一只翅膀飞，你们说为什么？”她在一旁不等别人思索，立马接口：“因为它愿意！”“还有一只鸟也在天上飞，它只有一只翅膀……”她依旧不看脸色地接话：“因为它很坚强，唉，这个冷笑话我早就知道了。”

除了大军，她说话做事都不太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一点儿也没有上海女人的缜密精致。20 大几发育良好的大姑娘了，依旧仿佛一个叛逆期的不良少女。

我却觉得懂她，她只是理智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刚刚开始体验青春期。她正试着在自己的梦中选择自己发育的方式。有好几回，我看着她，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肩膀，像拍17 岁的自己那样。

她在丽江结识的朋友不多，天天糖黏豆一样贴在他旁边。对他却是发自真心地好，屁颠儿屁颠儿的，再饥一顿饱一顿也受得，再不遮雨的出租屋也住得。眼耳口鼻舌身意，她关闭了部分感官，并未觉得苦。

我常去他们租住的小木屋蹭饭。楼下是厨房，有口好大的锅，楼上除了床和琴，别无长物。床单是扎染布的，摸上去粗粗的。他们搞来一块灰色的地毯铺在地板上，算是沙发、餐垫和茶海。那是个梦幻的小屋，起风的时候，整栋小木头房子会有节奏地轻轻地吱吱嘎嘎，像是一对耐力持久的爱侣，缠缠绵绵地在行周公之礼。

和所有情侣一样，两个人也吵架，一个生气了“噔噔噔”在前面走，一个背着吉他急促促地后面追，把青石板的路踩出一连串清脆的响。不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偶尔会勾着小指走过大石桥，甩啊甩，把清寒的日子搅拌得浓郁而稠。

他们动过成家的念头，一起回过上海，返回丽江后却不曾提及和家长们交涉的情况。用脚后跟也能想出大军所遭遇的尴尬，在上一代人眼里，不管他长得有多帅气，终究不过是个流浪歌手。

他发梦攒钱做专辑，她理所应当地配合，手打鼓打裂了就缠上胶布继续打。那些白日梦，别人再劝他，她也不劝，她不是支持或理解他的追求，只是理所当然地配合。睡着的人怎么能叫醒另一个做梦的人，于她而言，丽江本身就是一场梦游。

她在丽江街头晒黑了脸，修持着这份亦幻亦真的感情，整整陪了他两年。

后来两个人的梦做完了。

按照大部分丽江爱情故事走向，小洋芋顺理成章地回归十里洋场。

他俩之间或许有过生离死别，但非外人能知晓得了。此类有始无终的故事在丽江不稀罕，常住民有自己的一套伦理体系，那是锋利而冰凉的一套体系：无所谓谁对谁错……不过是一场擦肩而过。

我却还记得小洋芋写的歌词：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晴天时候陪着你/ 阴天依偎在一起/ 你是我今晨的奇迹/ 漫长的一天我们在一起/ 如果上天安排你明天离去/ 走遍天涯我要找到你……

少女情怀总是诗，小洋芋的这首，写给的是一个叫大军的流浪歌手。

大军老唱这首歌，不论小洋芋在的时候还是离开后的数年。我听不出歌声中有什么变化，他唱得很坦然。有人故意提起小洋芋，来暗贬这个故事的有始无终，他不解释，我却能懂他。

我有个杭州朋友叫负小一，他说他从不会把“一直”“永远”这样笃定的词挂在嘴边，他说：“除非到死之前那一刻，人都没资格轻易使用永远二字。”

我有个济南弟弟叫纪宇，他肋骨上的文身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有位师父叫释寂德大和尚，他开示我时说：“有一种逻辑关系叫信心、愿力、修行。”

小洋芋呢？

爱做梦的小洋芋，梦醒了的小洋芋……滚啊滚进了丽江红尘，又滚回了另一个红尘的小洋芋哦，你说梦话时秉承的是怎样的信心？

为何那么快让自己遗憾地醒来？

2010 年，小洋芋重回丽江，不过已然是游客的身份。她皮肤变得白嫩，留起了长发，还穿着宝姿的套装裙。小洋芋重新变回了那个清醒理智的小白领，坐在我的小酒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大声地笑大口地喝酒。

她坐的不是我的小酒吧，是她已经放弃了的丽江。

我见不得那些欲盖弥彰的伤心，把她撵了出去。自此再也没见过她。熙熙攘攘的丽江，相忘于江湖的人们，安安全全的清清醒醒的不

爱做梦的人们，我自此再也没见过这个曾经爱梦游的女人。